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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出版社编辑,读书,写书,编书就是我的工作和业余生活,希望与爱书人分享

 
 
 

日志

 
 

朱峙三70年日记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全部影印出版  

2012-02-29 16:51:50|  分类: 编辑出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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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日记(全十八册)

 

朱峙三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12000元, ISBN:978-7-5013-4683-7

 本书以影印的形式,完整收录辛亥老人朱峙三所写的全部70年日记(1893—1962)。这批日记,长达万页,详细记录了自晚清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政情、民意、风俗以及个人的交往与观察思考,为今天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份丰富的原始史料。近代史专家章开沅先生为本书作序。

 此前,已经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朱峙三日记(1893-1919)》标点排印本,但排印本仅排印出朱峙三的前27年日记。两相对照,影印本的特点得到凸显:(一)全。标点本仅标点出1919年前的日记,而且对前27年的日记也作了删节处理。影印本则采用全部照相复制的方法,保留了作者的全部日记真迹,甚至日记中的夹条(如过年的祈福彩纸、作者画的小画)也全部保留。(二)真。“影印留真”,影印的方式是以照相复制的方式对历史资料进行逼真的再现。标点排印本,难免出现一些整理中的误差。当然,绝不应该否认点校排印本的价值。点校排印本能让更多的读者无障碍地阅读,便于传播。应该说,排印本和影印本各有其价值,而且影印本也为下一步学者对全书作全部点校以及进一步作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朱峙三(1886—1967),字峙山,湖北鄂城(今鄂州)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宣传等工作,民国时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先后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江汉公学任教,担任过湖北黄安、蒲圻等地的书记官、县长之职,抗战时期出任湖北省政府代理主任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政府参事等职。

 朱峙三先生从7岁(光绪十九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62年他目力衰退以致不能再写。他生前并不是一个伟人,甚至也不是名人,如今这位普通人的日记成了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学者王振中用它来研究民俗,还有人用它来研究清末的科举制度,还有人用来研究新闻史(作者曾在辛亥前任《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和编辑)……作者在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所想,主要都是一些普通人所经历的小事,如辛亥革命在民间的反映,当时学校学活的细节,甚至自家日常收支的经济账目等,他都如实记录。一个普通人眼中的真实的历史,这就是这部日记的价值。就目前来说,它的价值还无远远没有挖掘够。

《朱峙三日记》影印本封面及书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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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朱峙三的居住证
 
影印《朱峙三日记》序

章开沅

《朱峙三日记》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不仅是对辛亥百年大庆最好的献礼之一,也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字峙山,湖北鄂城(今鄂州)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重要的宣传等工作,民国时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先后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江汉公学任教,担任过湖北黄安、蒲圻等地的书记官、县长之职,抗战时期出任湖北省政府代理主任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政府参事等职。

现在留下的这批完整的日记是朱峙三先生连续不断的生命记录,也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提供了一份十分难得的私人记述。朱峙三先生勤于治学,擅长书画,日记终身不辍,现留下自一八九三至一九六二年近万页日记,详细记录了自晚清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政情、民意、风俗以及个人的交往与观察思考,为今天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份丰富的原始史料。

朱老热心近代史事的研讨,是我结识最早且交往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曾多次邀我前往阅览其历年日记稿本。朱峙三先生留下的多则日记记述了我当年借阅日记的情况,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师范学院章开沅来访……借予光绪宣统间日记五本以去,云采取有关史料,三天即还”。十一月二十日,“章开沅之父送来予日记五册,称开沅近以整风事忙不能亲来”。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父与朱先生均早已作古,但当年情形无不一一在目,不得不让人感叹:“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早在一九五五年,朱老自行整理汇集其日记,已有一百零四册之多,颇有选编付梓之意。但限于客观条件,岁月荏苒,直至老人病逝,这部日记一直未能出版。幸好其子胡香生珍惜老人手泽,历经十年动乱,保存完好无缺。经与有关方面联系,已由香生先将癸巳(一八九三)至己未(一九一九)二十六年日记择要辑录,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丛刊》连续发表,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现今日记又将全部影印问世,朱老地下有知,当亦深感欣慰。

朱老自幼热爱祖国,关心时事,举凡近代重大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赣宁之役、讨袁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等,在日记中均有所记述。诚如他自己所言:“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钞文告,凡可纪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

但是恕我直言,读者不可指望在日记中看到诸如宫廷秘闻、政党内幕之类奇特记载。因为在清末民初那些重大事件中,朱老并非什么核心人物,甚至大多也并非亲身参与者。他从来不是风云际会的英雄,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忠实地记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包括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日记便区别于一般的史事记载,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普通老百姓当年的私下议论,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的回忆录中所难以见到的。

作者曾担任过《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的主笔(即社论撰稿人)和编辑,具有新闻记者的社会视野和采访训练,因而日记的许多内容颇有助于我们对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了解。迄至己未年(一九一九)为止,作者长期僻处鄂城县(清末原称武昌县,民初曾一度改为寿昌县)家乡,行踪所至无非是武汉、黄安、大冶数地,至于开封、九江、南昌、北京等省外城市均属短暂逗留。可以说,他的亲身见闻主要限于湖北,但其观察社会的细微深入则又多少弥补了地区的局限。旧中国基本上属于农业宗法社会范畴,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虽多,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变却非常滞缓。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朱老日记的侧重点恰好在于后者,这自然将引起读者的浓厚兴味。譬如湖北中小县城的风土人情、礼俗习惯,私塾、书院、学堂的学生生活,科举考试的繁琐过程与夹带舞弊,穷酸秀才如何到各地打“抽丰”,古董商人如何制作赝品,革命党人在学堂如何秘密活动,县书记官(相当于主任秘书)如何周旋于县衙内外,禁烟委员如何巡阅各乡虚应故事,以及南洋劝业会的空前盛况,武昌首义之夜的风声鹤唳,鄂城中元、端午两节的灯火、龙舟等等,无不历历如绘,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作者自幼读书,成年后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相当丰富。例如,以准备科举应试为宗旨的私塾教育,入塾有哪些礼节,对不同年龄、水平学生的教学如何组织,课程内容、进行程序与教学方法,学费的数额与缴纳方式,以及塾师、学生的课余生活等等,均有详尽叙述。更为难得的是在武昌县师范和两湖总师范学堂期间的日记,在学习期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状况、学生来源、课外活动诸方面,保存了许多具体的记述。这些对于研究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于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癸卯学制”,无疑很有裨益。民国初年,作者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鄂城寒溪中学、大冶中学、武昌三一中学、汉阳晴川中学等校任教,日记内容虽然颇多重复且平淡之处,但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资料。我相信这方面的内容将会引起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作者生长于清寒之家,成年后又常为家庭生计困窘所苦,所以日记比较注意银钱数字的记录,诸如银钱比值、借债利率、薪俸工资、文章稿酬、书画行情、车船票价、食宿费用,乃至年节和婚丧开销,一笔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数字诚然没有企业账目那么重要,但多少也有助于了解鄂东地区各个时期的货币、工资、物价。特别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以此作为普通医生(朱老的父亲是中医)和教员家庭经济的一个个案来分析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细心的作者还详细地记录了火车、轮船、木船、轿子、独轮车的行程、速度,也记录了县与县之间的邮路和传递方式,这些内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内地交通状况的变化,应该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细心人的日记,需要以同样的细心来阅读,才能充分发掘那些细微之处蕴含的社会意义。即以家庭和学校的照明用具而言,作者长期惯于清油灯柔和而又黯淡的光线,所以开始用煤油灯便觉得非常刺眼,熄灭时气味又很难闻;及至到教会办的三一中学教书时,则已经习惯于电灯的亮光了。这种个人生活习惯的变异,与旧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外国石油的倾销和近代市政建设的兴起,都是密切相关联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某些传统思想的隐退,某些近代意识的萌发,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通过狂风暴雨的变革方式表现出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决定使用公元纪年和阳历,作者对此持冷漠态度,仍然在日记上沿袭干支纪年和阴历月日,所不同的无非是用公元和阳历给以注释而已。可是当中学生兴高采烈地演戏庆祝新年元旦,并且理直气壮地以演戏疲劳过甚为由要求添假一天时,作者这才意识到世事的变化,并且感慨说,千百年来清高的“士”,是羞于与“倡优”为伍的,可是现在的“士”却以行“倡优”之事为乐了。当然,旧中国的社会进展是相当迂缓的,内地的前进步伐更显得蹒跚,日记中那些灰暗的色彩,感伤的情调,松弛的节拍,可说是一个古老民族落后的影子。

我对作者的直率感到由衷地敬佩。他整理自己五十多年的日记,分明是企盼“当道采集”、“代为印行”,却努力保持当年日记的原来风貌。除了对自己的学业成绩、书画作品和在黄安(今红安)的政绩稍有自炫之意(这也是原始思想)以外,他并未打算把自己写成思想多么高超、功业多么伟烈的英雄。恰恰相反,倒是如实地记录下自己头脑中那些落后思想以至“不洁之念”,譬如名教观念、迷信思想、迷恋科举、重男轻女、制作前人书法赝品、邀妓女陪同宴饮等等。当然,日记更多的内容是叙述个人和家庭的苦楚,如失业、负债、贫困交加、丧父失子等等,虽有自我怜悯的弱点,却是旧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真实记录。不过日记的主要价值并不在这里,它的好处是比较具体地叙述了作者和他的同辈人(如张肖鹄、刘菊坡等),如何经历了科举生涯转入新式学堂,如何逐步改变传统观念接受“排满”革命思想,又如何在武昌首义以后从兴奋转入消沉并出现新的分化……或许可以说,日记粗略然而颇为生动地勾画出辛亥前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内容将可丰富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而从真实性来说又要超过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谓回忆录。

年轻的读者也不妨看看这部日记,即令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从中亦可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经历的生活是多么惨淡艰难,这样才可以了然于他们何以那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何以历尽磨难挫折而仍然那样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朱老的日记又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读物。峙三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由于封建文化习染较深,为人过于谨小慎微而且受到家庭困难的拖累,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未能跻入先进的行列。辛亥革命前夜,刚接受“排满”思想不久,突然呕血不止,卧病在床,以致未能投身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当友人董必武等继续抗争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时候,他仍然困于贫病,为一家老小衣食奔忙。直至解放以后,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参事室参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生活和医疗有了可靠的保障,他才得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充分发挥余热,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朱峙三先生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善良的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化为现实。他非常珍惜革命胜利的成果,并且真诚地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关于这部卷帙浩繁的日记,他也想尽可能使之为社会所利用。他生前曾说:“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间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文艺作家,无不小补也。”我想,日记的影印出版,正是尊重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遗愿。


朱峙三先生小传

胡香生撰文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原名鼎元,幼名锺权,后改名继昌、峙三,字峙山。湖北省鄂城县达明乡人。一九○四年补诸生。一九○五年入一年制的武昌县师范学习,一九○六年考取两湖总师范学堂。在两湖总师范学堂学习期间,于课余在《汉口中西报》等数家报馆兼职,任访事员、主笔。此时已具有明确的反清思想,积极参与传递革命信息、接交革命文件等活动,是学堂中革命工作主持者周鹏程等人的知心朋友与得力助手;曾以“共进会中的两湖学生代表”之称被李廉方载入《辛亥武昌首义记》。

武昌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办,任编辑员。一九一二年初奉派赴黄安县任书记官并兼理司法。一九一三年秋,他因性格廉介、耿直,与新政府中的旧官僚格格不入,于是转而投身于教育界,先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九一四年为照顾家事,改任鄂城县寒溪中学教员。一九一七年任大冶中学教员。一九一九年在武昌三一中学任教。一九二○年复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九二六年以前还担任过江汉中学等校的教员。

一九二六年任沙市征收局长,并与张国恩、董必武多有联系。一九二七年闲居。一九二八年在湖北省民政厅工作,直到一九二九年年中,出任蒲圻县县长一年。一九三○年又曾一度在武昌文华中学任教。一九三一年任湖北省财政厅秘书。一九三二年任湖北省水利局密查员,同年九月改任民政厅帮办秘书。一九三三年出任黄冈县县长。一九三五年改任湖北监理捐税委员会干事兼省政府公民训练委员。一九三七年改任湖北省财政厅整理田赋委员。一九三八年随省政府迁往恩施后,任湖北监理捐税委员会调查组长。一九四○年改任湖北省政府视察。一九四二年改任省政府参议,同年暑期受聘为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后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国文专任教授,直到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六年冬,又被聘为湖北省立临时大学先修班国文专任教授。一九四七年夏末,改任汉口法政学院教授。一九四八年冬,任湖北先贤遗着编纂处编纂。一九四九年四月,武汉疏散人口,遂迁居鄂城县胡林乡。

一九五○年应邀在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任委员。同年八月调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仍兼省文保会委员。此外,他还擅长书画与演奏古琴,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的首批会员。亦有中南大区及湖北省与政法、友好恊会、方志、美术等各界有关的名义职务。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病故于武昌,终年八十一岁。

注:胡香生是朱峙三先生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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